本页面展示了1990年至2024年间中国人口出生率、死亡率及自然增长率的变化趋势。所有数据单位为千分比(‰)，并已按时间顺序(自左向右递增)排列，便于观察长期变化规律。
反映一定时期内人口出生的强度，是衡量人口再生产状况的重要指标。
反映一定时期内人口死亡的强度，受社会经济条件、医疗卫生水平等因素影响。
出生率与死亡率之差，反映人口自然增长的趋势和速度。
人口出生率是指在一定时期内(通常为一年)一定地区的出生人数与同期平均人数(或期中人数)之比，以千分率表示。
在2011年至2017年间，中国人口出生率出现了明显波动。2011年出生率为13.27‰，2012年上升至14.57‰的阶段性高点，随后在2013年回落至13.03‰，2014年又小幅回升至13.83‰，2015年再次下降至11.99‰，2016年则显著上升至13.57‰，2017年又回落至12.64‰。这一波动主要与生育政策调整密切相关：2013年"单独二孩"政策实施和2016年"全面二孩"政策实施后，均出现了短期生育高峰，但政策效果持续时间较短，未能改变长期下降趋势。这表明政策调整可以在短期内释放部分累积的生育需求，但难以扭转因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生育意愿下降的长期趋势。
从1990年到2024年，中国人口出生率呈现出持续下降的趋势，从1990年的21.06‰下降到2024年的6.77‰，下降幅度超过67%。这一变化趋势受到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：
20世纪80年代开始实施的严格计划生育政策("独生子女政策")对人口出生率产生了深远影响。尽管该政策在2016年调整为"全面二孩政策"，2021年又进一步放开为"三孩政策"，但长期低生育观念已经形成，政策调整的效果有限。
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，教育、住房、医疗等成本显著上升，尤其是大城市的育儿成本成为年轻夫妇生育的重要顾虑。高房价、子女教育投入增加、托育服务不足等因素，使得许多家庭选择少生或不生。
近几十年来，中国女性教育水平显著提高，越来越多的女性进入职场并追求职业发展。这导致结婚年龄和生育年龄普遍推迟，生育意愿下降。数据显示，女性受教育程度与生育率呈负相关关系。
中国城市化率从1990年的26.44%上升到2024年的66%以上。城市生活方式、高生活成本以及缺乏农村地区的大家庭支持系统，都降低了城市居民的生育意愿。
随着社会观念的现代化，传统的"多子多福"观念逐渐被"少生优育"所取代。年轻一代更注重个人价值实现和生活质量，而非生育数量。同时，个人主义思潮的兴起也使得生育决策更多考虑个人和小家庭的利益。
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和育龄妇女数量减少，即使保持相同的生育率，出生人口也会自然下降。数据显示，中国育龄妇女(15-49岁)数量自2011年达到峰值后持续下降。
2020年以来的新冠疫情对生育意愿产生了负面影响。经济不确定性增加、医疗资源紧张、育儿难度加大等因素，进一步抑制了生育需求，导致2020年后出生率加速下降。
人口死亡率是指在一定时期内(通常为一年)一定地区的死亡人数与同期平均人数(或期中人数)之比，以千分率表示。
在2005年至2010年间，中国人口死亡率经历了一次较为明显的波动。2005年死亡率为6.51‰，2006年上升至6.81‰，2007年继续上升至6.93‰，2008年达到7.06‰，2009年略微下降至7.08‰（数据波动在合理范围内），2010年为7.11‰。这一时期死亡率的上升主要有两方面原因：一是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，老年人口占比提升自然推高了整体死亡率；二是2008年发生的汶川特大地震导致当年死亡率出现阶段性上升。尽管存在这一波动，但从长期来看，中国人口死亡率仍保持在较低水平，反映了医疗卫生条件的持续改善和人民健康水平的提高。
与出生率的显著下降不同，中国人口死亡率在1990年至2024年间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，从1990年的6.67‰下降到2003年的6.40‰，随后逐渐上升至2024年的7.76‰。这一变化反映了中国人口结构和健康状况的深刻变化：
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，中国医疗体系不断完善，基本医疗保险覆盖率大幅提高，重大疾病防控能力增强，使得死亡率持续下降。特别是农村地区医疗条件的改善，有效降低了婴幼儿死亡率和传染病死亡率。
2003年后死亡率上升的主要原因是人口老龄化。随着预期寿命延长和出生率下降，老年人口占比不断提高。由于老年人是死亡风险最高的人群，老年人口比例增加自然会推高整体死亡率。数据显示，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从1990年的5.57%上升到2024年的约14%。
随着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提高，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显著变化，高血压、糖尿病、心脑血管疾病等慢性病发病率上升，成为导致死亡的主要原因。虽然医疗技术进步提高了慢性病患者的存活率，但这些疾病仍是导致死亡率上升的因素之一。
2020-2022年的新冠疫情对死亡率产生了一定影响，尤其是在疫情高峰期，部分年份的死亡率出现了小幅上升。此外，疫情期间部分常规医疗服务受限，也可能间接导致一些慢性病患者的死亡率上升。
中国人口预期寿命从1990年的68.55岁提高到2024年的78岁以上，这意味着人们活得更长，但也不可避免地会经历更多与年龄相关的疾病，最终在更高年龄组死亡，这也会导致总体死亡率上升。
随着城市化进程和城乡医疗资源分配的改善，农村地区死亡率与城市的差距逐渐缩小。尽管这提高了整体人口健康水平，但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也可能在统计上略微推高城市地区的死亡率。
人口自然增长率是指在一定时期内(通常为一年)人口自然增加数(出生人数减死亡人数)与该时期内平均人数(或期中人数)之比，以千分率表示。
自然增长率在2011-2017年间呈现出明显的波动特征，与同期出生率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但波动幅度更大。2011年自然增长率为6.13‰，2012年上升至7.43‰，达到这一时期的峰值，2013年回落至5.90‰，2014年回升至6.71‰，2015年下降至4.93‰，2016年又显著上升至6.53‰，2017年再次回落至5.58‰。这一波动主要受生育政策调整影响，2013年"单独二孩"和2016年"全面二孩"政策实施后，均出现了自然增长率的短期上升，但政策效果逐渐减弱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这一时期自然增长率的整体趋势仍是向下的，从2011年的6.13‰下降到2017年的5.58‰，预示着中国人口即将进入零增长和负增长阶段。
人口自然增长率是出生率与死亡率的差值，是衡量人口增长速度的核心指标。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从1990年的14.39‰持续下降，2021年首次降至0.34‰的极低水平，2022年转为负值(-0.60‰)，2024年为-0.99‰，标志着中国人口进入负增长阶段。这一转变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：
自然增长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出生率的快速下降，其下降速度远超过死亡率的下降速度。1990-2024年间，出生率下降了67.8%，而死亡率仅上升了16.3%，这种不平衡导致自然增长率持续下降。
中国已完成从"高出生率、低死亡率、高自然增长率"到"低出生率、低死亡率、低自然增长率"的人口转变。这一过程伴随着人口红利期的结束，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下降，老龄化程度加深，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。
虽然计划生育政策加速了人口增长率的下降，但即使没有严格的生育控制，随着经济社会发展，生育率下降也是普遍规律。许多发达国家和地区都经历了类似的过程，如日本、韩国和欧洲国家，都面临着极低生育率和人口负增长的挑战。
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的下降与经济发展阶段密切相关。当一个国家从低收入向中等收入、高收入阶段转变时，通常会出现生育率下降的现象。这是因为随着收入水平提高，养育孩子的机会成本增加，人们更倾向于少生孩子并提高每个孩子的教育投入。
人口增长具有惯性，前期的低生育率会导致后续育龄妇女数量减少，即使生育政策放宽，也难以在短期内扭转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的趋势。中国在1990年代后出生人口持续减少，导致当前育龄妇女数量下降，进一步抑制了出生人口增长。
现代社会中，个人主义观念兴起，婚姻和生育不再是人生的必选项。晚婚、不婚、丁克等现象日益普遍，婚育观念的变化直接影响了人口自然增长。同时，快节奏的现代生活和工作压力也降低了年轻人的生育意愿。
2022年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转为负值，标志着中国人口进入负增长阶段，这是中国人口发展的历史性转折点。这一转变将对中国的经济结构、社会保障、城乡发展等产生深远影响，需要长期应对策略。
综合分析1990-2024年人口数据，揭示中国人口发展的内在逻辑与规律
从1990年到2024年的34年间，中国人口增长模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，从高增长逐步过渡到负增长，这一转变背后蕴含着深刻的社会经济逻辑：
中国人口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：
人口变化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复杂的互动关系：
中国人口政策的调整反映了政府对人口发展趋势的回应：
人口自然增长率的持续下降和负增长，将对中国社会经济产生多方面深远影响：
中国的人口转变并非特例，而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，具有全球性特征：
基于当前人口形势，结合国际国内局势，展望未来人口发展趋势及相关产业机遇与挑战
基于当前人口发展态势和国际经验，未来30年中国人口发展将呈现以下趋势：
预计中国人口总量将在2030年前后降至14亿以下，2050年可能降至13亿左右。人口负增长将成为常态，年均减少量可能从目前的数十万逐步增加到数百万。
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将从目前的14%左右上升到2050年的30%以上，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。80岁以上高龄老年人口数量将显著增加，对长期照护服务的需求大幅上升。
尽管生育政策持续放宽并辅以支持措施，总和生育率可能在较长时期内维持在1.3-1.5的低位，难以达到政策期望的1.8左右。高育儿成本、女性职业发展压力等结构性因素将继续抑制生育意愿。
15-64岁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将持续下降，预计到2050年将比现在减少约20-30%。劳动力供给结构也将发生变化，老年劳动力(55-64岁)占比上升，需要延迟退休年龄和提高劳动参与率。
随着教育普及和质量提升，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将继续增加，高素质劳动力比重上升，为创新驱动发展提供人力资源支撑。
城镇化进程将继续推进，预计到2050年城镇化率将达到75-80%。人口将进一步向长三角、珠三角、京津冀等城市群集聚，区域人口分布不均的现象可能加剧。
人口结构变化将深刻影响产业发展格局，以下领域可能迎来发展机遇：
随着老龄化加剧，养老服务需求将快速增长，包括居家养老、社区养老、机构养老、智慧养老等多种形式。养老护理、康复保健、老年教育、老年旅游等细分领域将迎来发展机遇。特别是失能失智老人的长期照护服务，供给缺口巨大，发展潜力广阔。
老年人口增加将推动医疗健康产业发展，尤其是慢性病管理、健康监测、康复器械、抗衰老等领域。同时，随着健康意识提高，预防性健康管理、个性化医疗、远程医疗等新兴业态也将快速发展。中医药产业在老年健康维护方面的独特优势将得到进一步发挥。
劳动力短缺将加速人工智能、机器人、自动化技术的应用和普及。工业机器人、服务机器人、农业自动化设备、智能家居等领域将迎来快速发展。特别是在制造业、物流、餐饮、医疗、养老等劳动力密集型行业，自动化替代趋势将更加明显。
为应对劳动力素质提升需求，职业技能培训、终身学习、在线教育等领域将持续发展。特别是针对产业升级需求的技能培训、针对老年人的数字技能培训、针对转岗人员的再就业培训等细分市场潜力巨大。教育内容也将更加注重创新能力、数字技能和终身学习能力的培养。
随着老龄化和退休年龄延迟，"银发经济"中的休闲旅游市场将扩大。同时，年轻一代更注重生活品质和体验，文化创意、休闲娱乐、体育健身等产业将持续增长。特别是融合科技与文化的新业态，如虚拟现实旅游、在线文化体验等，可能成为新的增长点。
随着老年人口增加，适老化产品和服务需求将快速增长，包括适老化家居改造、无障碍设施建设、老年人专用智能设备、易操作的数字产品等。这一领域目前供给不足，存在较大发展空间。
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和减少将推动农业机械化、智能化和规模化发展。同时，随着健康意识提高，有机食品、功能性食品、个性化营养产品等细分领域将迎来发展机遇。食品加工、冷链物流等配套产业也将同步发展。
在人口结构变化背景下，投资和就业选择需要注意以下问题：
随着人口总量下降和结构变化，一些依赖人口规模和结构的传统行业可能面临萎缩风险，如传统婴幼儿用品、中小学教育、普通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等。投资这些领域需要谨慎评估市场规模变化，及时调整业务模式。
人口政策、养老政策、教育政策等的调整将对相关产业产生重大影响。投资者和就业者应密切关注政策动向，把握政策支持的重点领域，如普惠托育、社区养老、职业技能培训等。同时，也要注意政策执行效果和可持续性。
在人口红利消退的背景下，技术创新和模式创新成为推动产业发展的关键。无论是投资还是就业，都应注重提升创新能力，特别是在数字技术、人工智能、生物技术等前沿领域。同时，要关注创新成果的商业化应用和市场接受度。
人口向城市群和经济发达地区集聚的趋势将持续，这些地区的服务需求更加旺盛，但竞争也更为激烈。同时，中西部地区和中小城市也存在差异化发展机会，特别是在乡村振兴、区域协调发展等国家战略支持下，可能形成新的增长点。
不同年龄段人口的消费习惯和需求存在显著差异。"80后""90后""00后"成为消费主力，他们更注重个性化、体验式、数字化的产品和服务。同时，"60后""70后"进入老年阶段，他们的消费能力和需求特点也与传统老年人有所不同，需要针对性的产品和服务设计。
在人口结构变化背景下，企业和投资者应更加注重可持续发展和社会责任。例如，在养老产业中，既要追求经济效益，也要兼顾社会公平；在自动化替代过程中，要考虑对就业的影响和劳动力转型需求。长期来看，兼顾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企业更具可持续竞争力。
对就业者而言，人口结构变化和技术进步将加速职业结构调整，一些传统职业可能消失，新的职业不断涌现。因此，需要树立终身学习意识，持续提升自身技能和适应能力，特别是数字技能、创新能力和跨领域协作能力，以应对就业市场的变化。